我是加拿大。北方的女儿，冬天的守夜人。

我的身体很大，大到装下整个欧洲；我的屋顶很冷，冷到雪从十月下到五月。可我并不寂寞——我膝下的湖泊有三万个，松树用半个世纪长高半寸，北极光在夜晚为我织斗篷。我习惯了辽阔。辽阔是一种安静的陪伴。

法国人最先来敲门，沿着圣劳伦斯河种下葡萄和教堂。然后是英国人，带着火枪和条约，在亚伯拉罕平原赢了那场二十分钟的战役。我没说话。我喜欢法国人的酒，也尊重英国人的秩序。我只是等——等他们明白，这块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它的季节。

1867年，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了一块牌子：自治领。我成了英国的孩子，但有了自己的脚。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泥泞里淹死了六万六千个我年轻的男孩。我在渥太华的议会大厦里，听见大西洋对岸的炮声，第一次知道——母亲的爱，有时也是伤人的。1931年，我终于被允许自己签字，撕掉了那页殖民的旧章。二战时我又去了诺曼底，这一次，我是自己去的。

1982年，我把宪法从威斯敏斯特请回了家。那是我的成人礼。英国女王还在我的邮票上微笑，可我的法律已由我说了算。

如今我温和、礼貌、冷。美国人总嫌我说话太慢，法国人嫌我太像英国人，英国人嫌我太像美国人。我耸耸肩——这就是住在交界处的人要付出的代价。我习惯妥协，习惯双语标签，习惯在暴风雪里仍会为陌生人铲车道。

我是一片被寒风修改了太多次的雪原。每一次修改都留下痕迹——法语的地名、英式的议会、美国的流行歌、原住民的鼓点。我不像谁。我只是加拿大，用一个冬天原谅所有来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