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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写完中！

cp美苏

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都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霍乱时期的爱情》

1.

雨仍下个没完没了，像要给谁什么教训似的。不单单草地叫雨糟蹋得萎靡，我上一本手记也无法挽回地惨遭毒手——昨天，并且就在昨天，我写完了最后那个句号，信手把它托付给大地，因为它的重要程度不足以进小柜。当我被营帐里不可救药的潮气惊醒，我想我们可以把自己从战争中解救出去，同时悲哀地认同，只有上帝能拯救我的手记。纸页惨白仿佛久病少女令人心死的面庞，大块大块晕开的苍蓝墨水瞳孔一样冷冷地盯着创造出它们的天空与我。

雨仍在浸润我的手记，也在洇湿我的头发。

我差点把它丢在我重新找到它的地方：它从营帐里一路漂流到乌云之下。最终收在大衣衬里的兜中暂存。

喔，雨。

坦白讲，我这些手记中没有任何特别重要的记录，偶尔夹过一两张派得上用场的照片或草稿也已各奔东西。我不能失去的只有一两行文字。因为将记忆归档的习惯，多么重大的事件都有概率在时间之下转化为抽离了具体事实的情感或情绪，我不得不付之笔端。

战前经济的危机起到压迫大脑的肿瘤的作用，我的视觉损坏至异常，被迫躲在黑色镜片后观察世界。德国人重创着地球的任何一处我都会第一时间知道，也就此得知他的眼睛同样被战争毁掉。我因而写下他瞳孔的颜色。在那本手记埋葬在雨中之后，我明白我再也不能看见它们，再也无法想起它们，再也难以重现他的动人。

雨声不止。清晨之前的笔杆也无比冰凉。我有一种难以遏止的渴望，那就是冲出室内，在天的轰鸣中恣意地拉小提琴，拉《平均律》，让混着松香气息的小提琴的漂亮音色在滂沱大雨中舒展，战争和战争带来的一切至此终结。狂想而已。在危急的情况下，士兵可以把香烟冒着火星的一头塞进嘴里抽：战略的指挥要求全军默认敌军是无孔不入的魔鬼，不得露出一丝破绽。即使不在前线，哪有小提琴？

我看着头顶凌晨中朦胧的墨绿色幕布，胡思乱想，这是少有的一次纵容思想的动向。我翻出了第一本手记，陈旧得像是章西女王起义的消息，皮质封面触感极好。我摸出失而复得的手记与它并排收起。前者没有干，我想到了雨丝的冰冷。它们也这样在前线中带着鲜血，稀释了的淡色，消融于泥土。只有这样的水才能洗净死者痛苦的沉默来激励后进。

我想到了他，想到曼哈顿计划注定我们将再次合作。无论如何，我得为后来做做准备了。

2.

  雨声停了有一会儿，草地的味道比雨中更浓了。战局大好，前路一片明朗。或者是读《西线无战事》的缘故，我对这场战争的恶感增加：我原本不必搅进这个因可笑的私心而引发的战争，忠诚地卖出军火让双方继续就好。对了，他虽不从中营利，但也不过多参与——没有谁想到凭德国纳粹的后勤也能撼动他——到如今，听说军队荷枪实弹接受领导人检阅后就转头上了战场。政治家永远要为军事家的想法考量。我被偷袭同样是个例子，导致了我为基地痛失的一切投入更多战争。所以说军事家也得估计政治家的耐心以免将他们视作什么只知政事的书呆子。

  我照例想起他来，最初他持有的广袤土地，市场、丰富资源，劳动力已经足以弥合思想的差异——这才是魅力。

  在克里姆林宫的会面我们将商议第一次合作的事宜，而我那时的观念是：言语未必能打动与你思想迥异的人，艺术却足以打动一头熊。离大萧条还很远，冒险主义未能被压制。于是我嘱对莫斯科告知我将在室内休整一段时间再谈，毕竟以克里姆林的安保级别对我的怀疑毫无必要。

  估摸着他——自称为苏的人——该来了，我对着窗口外圆月涂抹在地上的灰白方块拉小提琴，巴赫的《月光》。为了投入这音乐，我闭上双眼体会脑海里那条灰白色的狭长方块，蓦然在心里感觉到莫斯科的冬天未必酷寒，却从来安静。

  算是完美的预演了，直到我写下手记的今天，我称得上精通的仍是小提琴与钢琴。后者未必比西欧诸位更为精湛，前者却是以夸口了。曲终的间隙我听见他从暗处走来，抬眼去看他，琴仍握在手中。那天的月色实在很好，因为我看清了苏联人漂亮的眼睛。      “您喜欢巴赫吗？”我占着仅有的月光问他。终究睛朗时节不必开灯好啊，在一片可敬的黑暗里互相致意显然颇具感染力。他接口说：“我更喜欢他的《平均律》。”

  “那肖邦呢？”“他像一个金色的孩子。”后面这一段是后来问到的，但我想把它加在这里以便应景。

无法想象和理解，我仍想不起他眼睛的颜色，就好像历经过长冬日的人不再能记起春天抽枝绿芽的形状。

  天已经黑得结结实实，免不了寒冷。不过好在我的钢笔仍然在运作中。

  理应扮演商人的两人竟然和谐地聊音乐，无疑这一刻将载入滑稽的合编集。“与您说句实话，”调侃政局的想法闪过即被压制，“没想到，与您会面收获颇丰。”

  “说实在的，”他将我的语气如法炮制着轻声说，神色一贯漠然，“我也没想到。”

3.“紫色我想你也知道，作为东罗与皇室的象征，与水仙花一致…”

我、他，还有防波堤上几只渡鸦，痛痛快快地漫游在伊斯坦布尔左近的城郊：昔日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如今早不见了成吨的金银珠宝，只只渡鸦踮着脚等待旅人投喂——自然，我们不能被归类为旅客，然而几乎没有区别；我们将见面称为会晤，然而与约会一般无二。

“所以……你把水仙花染成紫色是为了悼古伤今？”“不全是。”我手里那束人工的紫色水仙确实是突发奇想的结果，扣眼里的蔷薇可不是。他不停步仿佛害怕渡鸦跟上他似的。我冲他走去的方向嚷嚷：“乌鸦不吃活人。”

雨后———如我上一次写手记时的情况———依旧是雨后。伊斯坦布尔属地中海气候，偏偏叫我们碰上一场罕见的夏雨。夏雨不长，到傍晚时天地已经悠悠醒转，大西洋的方向倾洒过来金红的霞光。二战前一切都如是，尤其是不必在行军中挤时间写这本手记。那时自我在苏联建厂投资已经过了几年，大萧条近在咫尺——不能说毫无预兆，然而鲜有人察觉。

我说：“说真的，你用不着再着急回去，当下还是黄昏呢。水仙花果然是白色好看。”斜阳让花瓣看起来相当怪异，紫色揉在金色里显示出一种无力的黑色。无缘无故为之想起中世纪西欧那些乌嘴黑死病医生，虚假的渗人，渗人的虚假。

他转过来打量我那人工水仙。我———握着这支正在书写的笔时的我——借机在这段记忆里看他的五官。银白色的头发变成金色多少进于耀眼，而那双眼睛照例是说不清忆不明。

记忆中的我说：“你的眼睛和光的反应倒是奇妙。介于青蓝之间，有点像雨过天晴洗干净了的天空。变了样反而更值得欣赏。”

然后他说：“如果你对中国文化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这叫天青色，蒙古帝国时青花瓷就是这样的颜色。”曾有金帐汗国历史的他果然深谙蒙古历史。我的记忆延伸不到太远处，却也记得欧洲诸位提起蒙古帝国时胃部抽搐般的表情面对其可各有了解。

“嘿，你知道么，据说今年诺奖有那位摩尔根的提名，你怎么看待他？”我也想不起来为什么这时我偏偏突然提出了个问题。

“科学的伟大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是对的；科学的可贵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是错的。”板着一张脸适合说这样高深的话。我们立刻兴致勃勃聊起科学来，约定有机会就合作搞科研。

虽然苏是坚定的——据他说是——唯物主义，我坚持要写在这里：只有上帝知道他和我莫名合得来是为什么。出于野心达成的一致还是对人类未来的向往联系？

大气中散射的光湿润了黑夜的冷寂，海浪的声音被热络的谈话遮过。

4.

我说：“我是刻意不开灯的。”

他说：“我知道。这种技俩。”不知道是吐槽还是感慨。总之他已经被推上了办公桌。

我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唱《月亮一团猩红》？”

他沉默一会，说：“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唱《月亮一团猩红》。”

那是一首俄语歌，歌词是：月亮一团猩红，峭壁前波涛喧涌。我等了你很久，心爱的美人。我们一起去看星空。

这之后不再多话，新晋恋人在漆黑中彼此接纳。

5.今天天气很好，我呢，勉强挤了一点时间写我的手记。我预备重新记录大萧条来完善我的记忆备份。

那天的天气绝不坏，天高得像超越了天使所能企及的高度。这一天，无论密歇根的湖泊、内华达的沙漠或威斯康辛的农田，它们都能听到一个令人为之胆寒的消息，经济瘫痪。人可以瘫痪，电力可以瘫痪，开往海参崴的航船可以瘫痪，而经济的瘫痪无疑是可怕的。不可避免，作为国灵的我，一向为经济而狂热的我就此被改变。成了个半瞎。

我略微调整一下镜腿就去和他见面了，刚开始戴墨镜不大舒服。上次合作是我帮了他一把，这一次轮到他帮我了。

我们有了合作的经验，这一次的谈话就要轻松得多，快得多了。我调侃他：“苏，这么有来你真是爱上我了。”他平和地看着我的镜片：“假如我不知道什么是爱的话，那么，我确实爱上你了。美。”我不知道，或着说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怔了怔，镜片之后的人淡然，配合墨镜的黑色。我无故觉得这人因为经济取得的主动颇具攻击性。

“我以为你不会因为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愣住。”他拿人打趣的本领又是打哪儿学来的？真叫人讨厌。

“你误会了。我刚刚没抓牢我的心脏。”我回答。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明明是恶作剧成功一样的坏笑，居然笑得那么正直。第一次，我在同谋面前自愧弗如。

“再拉一遍巴赫吧，像第一次见面一样。”他说，“我认为那曲子不应该在月光中演奏，你却拉得出奇得完美。还记得吧？

巴赫的《A小调第二英国组曲》前奏，BWV807.”

对，正是那首我永远误记为《月光》的巴赫乐曲。

那是一段轻快又美的旋律。

此处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回忆时常会有一种错觉：宇宙中的所有力量都在试着打破法则把我拉回这里，将我悄悄带回明尼苏达一个有雾的星期天早晨。届时，世界将停留在美国人为苏联人拉响小提琴、琴弓与琴弦发生摩擦的永恒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