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斯克的冬天

我出生的时候，雪正在下。那种东欧平原特有的雪——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像有人在天空筛面粉，筛了一整天，一整夜，再一整天。屋檐上的雪积到窗台那么高，路上的雪被踩成灰色冰碴，森林里的雪把树枝压弯了，偶尔听见一声闷响——一根桦木顶不住重量，断了。

明斯克。白俄罗斯的首都。也是我的家。

我出生在一间木屋里。炉火烧着，铁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窗外白茫茫一片，窗玻璃内侧结着霜花——冬天的花纹，被冻成了蕨叶的形状。我的母亲把我放在炉台边上，用一块亚麻布裹着我，对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在我后来的大部分人生里都在反复回响：”你夹在中间。你要学会等。”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中间”。

后来我懂了。我的左邻居是乌，右邻居是俄。两个人都比我高，比我壮，比我嗓门大。我站在他们之间，像一截被两堵墙夹着的木桩——不被注意，但被需要。我听见墙那边乌在唱歌，听见墙那边俄在打铁。我坐在自己的院子里削土豆皮。土豆是这片土地上最老实的东西，埋进土里就长，拔出来就吃，不抱怨天气，不挑拣土壤。

我从小就学会了少说话。因为我一开口，左边的人听不懂，右边的人不爱听。我说的是白俄语——一种被他们称作”方言”的东西。俄说：”你怎么不学俄语？”乌说：”你怎么还跟他一个口音？”

我把话咽回去。咽了太多次，后来就不再往外掏了。就像一只瓷碗，被敲的次数多了，裂纹就顺着釉面自己长——不碎，但回不到原来的光滑了。

二、苏联：同一条床单

苏联时期，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三个人睡同一张大床，盖同一床被单。

俄睡中间，被子都是他抢。乌睡左边，他把被子往自己那边扯。我睡右边，靠墙，冷风从墙缝里灌进来。我把被子边角掖进身下，蜷着身体睡。被子不够长，我的脚踝总是露在外面。凉意从脚踝爬上小腿，像藤蔓生长——不快，但绵延。我习惯了。

白天的事情轮不到我说话。俄开会，乌发言，我在后排坐着。我做会议记录，用蓝墨水，字写得端正整齐。散会之后，俄会拍拍我的肩膀，说：”干得不错。”然后他就走了，去找乌继续开会。我留下来收拾桌子。把椅子推回原位，把茶杯收进托盘，把窗台上那盆干枯的绿植浇一点水——还活着，只是叶子有点卷边。俄和乌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的工作，但他们从来不会自己收拾桌子。

唯一一次我说话被人认真听了，是1941年。德军从西边涌进来，俄和乌都倒了大霉，我在布列斯特要塞里撑了整整一个月，比他们两个撑得都久。那一个月里没有俄的指挥部，没有乌的通信队——只有我自己，和一堵砖墙。

德军最后一次进攻前夜，我蹲在防空洞里，火柴盒里还剩两根火柴。我划亮一根，点燃了手里那根皱巴巴的纸烟，吸了一口，把火星吹向砖墙。烟头在黑暗中亮了一下。我听见自己开口了。

“我能活。”我说。声音不大，但砖墙把我的声音弹回来了。那是最后一次我对自己说”我能活”。

战争结束后的胜利阅兵，我站在红场上，排在乌后面很远的地方。俄在最前面，胸前别满了勋章。我的胸前只有一块——保卫布列斯特要塞奖章。铜质的，表面已经磨花了，侧边有一个被弹片擦出的缺口。那天风很大，我的衣领竖着，奖章贴在胸口，凉凉的。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块奖章——缺口处的铜已经氧化成了暗绿色，像一片长在金属上的青苔。

我摸了摸它。然后把衣领放下来，遮住了它。

三、1991：别洛韦日森林

那一年我做了人生中唯一一件他们都没猜对的事情。

1991年12月8日，别洛韦日森林深处，一间被雪覆盖的狩猎小屋。壁炉里的火烧着木柴，窗玻璃上结满了霜。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笔杆是黑色的，用了十二年，漆面已经磨损露出底下的金属。我把笔帽拔开，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顿了很久。

那是一份文件。标题写着《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上面写着一句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即告终止。”纸上的字是打印体，油墨均匀，没有一丝抖动。但我盯着它看了很长时间，直到那些字母的轮廓在视野里略微模糊了一下。墨水在纸上洇开一个小小的圆点，纸的纹理被浸润后微微膨胀凸起，像一粒被水泡涨的种子。

“苏没了。”我说。声音在木屋里被壁炉的火光放大又压扁。

俄背对着我。他的肩膀上落了一层从屋顶震下来的灰，衣领的褶皱很深，像旧地图上被反复折叠过的山脉线。他没有动。我听见他的呼吸停了一拍，然后恢复了。

乌在房间的另一头签完字后站起来。他走向门口的时候，靴子踩过木地板，发出一串不紧不慢的吱嘎声。门开了，雪涌进来，灌了我一脖子。门又关上了。乌的脚步声在雪地里越来越远，最后被风声吞掉了。

屋子里只剩下壁炉里的火，俄的背影，和我手里那支钢笔。墨水的黑色在纸上已经干透了，笔尖在空气中晾了很久，沾的墨都凝成了细小的颗粒。

“我还没走。”我说。

俄没有回头。但是他的肩膀微微塌了一下——很轻微。像一棵树被风推了一下，晃了晃又站稳了。

我把钢笔收进胸前的口袋，站起来，走到壁炉边把手指伸向火焰。指尖感觉到温热的近距烘烤，皮肤表面被烤得微微发紧。我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更低：”我留着。”

那天从森林里出来后，我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雪还在下，脚下的雪深到大腿根。我抬起头，分辨了一下方向——左前方是我来时的明斯克，右前方是俄的莫斯科，更远处是乌的基辅。

我转身走左边那条路。靴子踏进雪里时，雪面的硬壳断裂，边缘翘起一小片，像一卷被翻开的书页。

四、夹缝时代

1994年，我选了一个人当总统。他叫卢卡申科。他后来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三十年，而且还在坐。

选他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多选择。俄在左边喊我”兄弟”，乌在右边喊我”同志”，我不确定自己是谁。卢卡申科说了一句我记住了：”白俄罗斯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后院。”他说这话的时候站在明斯克的广场上，手里没有拿稿子。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但他没有用手去拢。他的目光越过人群望向天空，那个方向既不是东边也不是西边。我站在人群里没有鼓掌，也没有动。

后来很多年里，这句话被证明是一句空洞的话。白俄罗斯还是成了某些人的后院——只是租金涨了又涨，院子本身越来越小。我站在那个院子里，看着围墙在长高，看着门锁在变多。卢卡申科每年去俄那里签字，签完回来，把文件放在抽屉里，抽屉越塞越满。我蹲在墙角削土豆皮，土豆皮掉进一个搪瓷盆里。盆底有一道裂缝，用锡补过，补得不太平整，能摸到凸起的焊痕。

有一次，俄派人送了一面新的旗子——红绿相间，镶着白边——和一堆文件来。旗子在风里展开的时候，我认出了上面的花纹：那是白俄罗斯从前的旧图案，被重新描了一遍。红的比例更重了。绿的边角更宽了。我把旗子收起来，没有挂。我没有扔掉，也没有挂上。那面旗后来被折好放在衣柜的最上层，叠得整整齐齐，角对得一丝不苟。折痕把布面压出了白线。我每次打开衣柜取冬衣时，余光都会扫到它，但我从来不去碰它。

有一年冬天，暖气管道爆了。我蹲在漏水的地方看着水在地上汪成一片。水是凉的，淌过瓷砖缝，沿着门槛渗出门外去。我找来一块旧毛巾堵住裂缝，毛巾很快就湿透了，变成深灰色，沉甸甸地趴在地上。我蹲在那里看了它很久。毛巾吸饱了水，边缘还在渗，一滴一滴地往下落。我想——我就跟这块毛巾一样——湿透了也不会有人来拧一下。等天暖了，水自己会干。毛巾自己也会干。只是干了以后，会变硬，会卷边，会留下一些洗不掉的印子。

五、2014：栅栏那边

2014年，俄伸手拿走了乌的克里米亚。

我站在明斯克自己的院子里，隔着篱笆往两边看。右边俄的院子里人声嘈杂，有人在钉木板、搬石头、砌一道新墙。左边乌的院子里传来摔东西的声响，玻璃碎裂的声音在空气中震动了一下，沿着地面传过来，经过我的篱笆底部，传向另一边。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春雨，不大，绵绵的那种。我站在院子里，没有打伞。雨水顺着我的鼻梁淌进嘴角，咸的。我尝了尝那个味道——像眼泪。但我不确定那是谁的泪。俄的？乌的？或者是我自己的？我只是站在栅栏旁边，雨水把地面淋湿了一片。栅栏的木桩是松木的，表面被雨水浸得发暗，树皮的纹理一根根凸起来，手摸上去时能感觉到纵向的棱线。

我在那里站到雨停。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照亮了湿漉漉的栅栏顶。木板在雨水的渗透下颜色变深了一整格，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水光。我伸手碰了一下栅栏上的一道裂缝——那道裂缝去年就存在了，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冻融循环，又宽了一些，手指可以轻松地探进去一截。裂缝的边缘是潮湿的，松木的纤维被水泡胀后变得软绵绵的。

“你站哪边？”有人问我。声音从栅栏的左边或者右边传过来，我没有回头去分辨方向。

“我站这里。”我说。

我站的地方，不是哪一边。只是一个叫明斯克的点。这个点在地图上的坐标——东经27度33分，北纬53度54分——既不偏向红场的方向，也不偏向独立广场的方向。它只是自己的经纬度。我站在那里，看着栅栏上的裂缝一天天变大。裂缝里长出了青苔。青苔的边缘卷起来，像一本被翻到某一页就不再合上的书。

六、2022：窗帘拉上了

2月24日。我没有看新闻。

那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透。窗帘拉着的，缝隙里漏进来一条窄窄的光。我坐在床边，听到外面有车经过——不是平时那种，是更沉的发动机声，车轮碾过路面时带起砂石飞溅的声响。我的狗从门廊底下钻出来，贴着我的腿站定，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我伸手摸了一下它的头。它的耳朵向后贴紧，鼻尖湿漉漉的，呼吸比平时急促。我的手停在它后颈的位置，感觉到皮下的肌肉在轻微地颤抖。

那天后面的事情，都是隔着窗帘知道的。电话响，我接起来，那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我听完，把电话放下。后来又响了几次，我没有再接。

我的狗趴在门廊下，耳朵耷拉着。它站起来朝门口走了两步，又退回来，在原地转了一圈，重新趴下。它的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半闭着，尾巴垂在台阶边缘，尖端偶尔动一下。

我坐在椅子上，面前摊着一本书。书的封面上落了灰——我用手指把灰抹掉，露出底下深棕色的硬壳。我已经坐了很久，书翻开在同一个页码上，那页的最后一行写着：”沉默是一种语言，只是很少有人能把它翻译出来。”

我把书合上了。手指停在书脊上，指尖沿着书脊的棱线来回滑动了一遍。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手碰到窗帘边缘，停住。然后放下了。

我不需要看外面也知道外面是什么。东边有一条线在移动，西边有一条线在后退。我的位置在两条线的中间偏左一点。那个位置不在任何一条线上，但两条线都在它的两边。

我转身走回椅子上坐下。窗帘缝里透进来的那一条光，渐渐变宽、变亮、又渐渐变窄。光线在墙上缓慢地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翻着一页永远翻不完的书。

七、2024：冬天又来了

今年冬天特别冷。暖气片的温度比往年低了好几度，我摸了摸管道入口处，铁皮是微凉的，从指尖传来持续而迟钝的低温。我的狗已经老了，走路的时候后腿有些拖沓。它趴在暖气片旁边，耳朵贴在瓷砖上。偶尔它的前爪会无意识地刨一下地面，像在梦里追什么东西。

我坐在它旁边，手里捧着一杯茶。茶凉的比往年快，我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又有一封信来了，信封上的邮戳是红色的，盖着一枚圆形的章。我没有拆。去年的信也没有拆。前年的也没有拆。我把新信放在那摞旧信的最上面，摞在抽屉里。抽屉快满了。第一封是2014年来的，信封的边角已经开始发黄发脆，纸面起了毛，像秋天被风干的落叶。

偶尔我还会做同一个梦——梦里，森林、雪、一间木屋。壁炉里的火在烧。三个人围着炉子坐着，膝盖上盖着同一条厚毯子。那条毯子灰白相间的羊毛编的，边角有个破洞——好像是被炉火烧穿的。没有人说话，但炉火很暖和。我伸手去够那团暖意，每一次快碰到的时候，就醒了。醒来的时候，手指保持着伸出去的姿势。收回手指时，指尖的皮肤能感觉到空气在掌心里的流动，余温在消失，像退潮。

那个梦在我醒后留下很长的余韵——半梦半醒之间的，时间持续的不长，但感觉很长。像坐在深水底部抬头看水面上的光，涟漪一圈圈扩散，越来越淡，最后归于静止。

我的狗在梦里轻轻吠了一声——短促的、带着颤音的那种，像在跟什么人打招呼。

我等着春天。雪总会化的。第聂伯河的冰总会裂开的。去年冬天留在土里的根，总会再长出新的芽来。只是根还是那根，芽已经不是原来的芽了。我蹲在院子里，用手指扒开冻土表面那层硬壳——底下露出一些细小的白点，像针尖那么小。是根尖。它们在土里蛰伏了一整个冬天，颜色是微微的浅黄色，被冻土压得扁扁的，蜷曲着。

我等着它们重新伸展开来。

八、有些东西是不会冻住的

我活了很久。久到身边的树长高了三轮，久到狗换了三只，久到我自己脸上的皱纹比当年那条旧军毯上的折痕还要密集。每隔几年，都有人来问我一句：”你还好吗？”我每一次都是点头。点头点久了，连自己都分不清点头是真的，还是只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再问。

我从未大声说过话——音量像蒙着一层厚棉被，传不远的。但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沉默过。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都埋在了这片土地的冻土下面。等春天来的时候，它们会跟冬麦一起长出来——不是原来的样子，但每一片叶子都记得根的方向。

第聂伯河的冰会裂开。明斯克的雪会化掉。我还在中间——不偏不倚，像一根被钉在地图正中央的铁钉。铁钉不会说话，但它知道自己的位置。

风从东边来，从西边来。风穿过我的时候，带走了我身上的一些东西，又留下了一些东西。留下的那些，慢慢长成了新的东西。我的名字被写在很多地方——护照上、身份证上、档案袋上、墓碑上。每个地方都是同一个名字，但每个地方都没有把它写完。白俄。白俄罗斯。Belarus。Belaya Rus。每次被叫起这个名字时，我都能从不同的声调里听出不同的重量。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我的狗从门廊下爬出来，走到我脚边，尾巴摇了摇。它老了，步子慢了，但还在走。

明斯克的街道上，今天出了一点太阳。不热，光是白金色的，边缘很薄，像一片削得极薄的木片被竖在云层之间。我走上街道，靴子踩过人行道上的薄冰，发出一声轻细的脆响。远处有钟声——从老教堂方向传来的，不重，像一层薄纱一样落在屋顶上，慢慢溶解进空气里。

我继续走。步子不快，但很稳。

【附：白俄的生命轨迹】

时间 事件 白俄的状态
1917 十月革命 跟随俄
1922 加入苏联 安安静静，在角落里
1941-1945 卫国战争（布列斯特要塞） 独自撑住了一次
1991 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 第一次”我留着”
1994 卢卡申科执政 坐在夹缝里
2014 克里米亚事件 看着两边，没有移动
2020 国内抗议 仍然没有移动
2022 俄乌战争爆发 窗帘拉上了
2025 当下 还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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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这个人——不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他，但如果你往东欧平原的地图上看，总会发现正中间有一个被两边挤着的小点。那个小点一直亮着，不灭也不炸，只是亮着。

下一个想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