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披着件沾着橄榄油香的亚麻外套，袖口卷着托斯卡纳的阳光，皮鞋踏过罗马古道的石板，每一步都像踩在歌剧的节拍上。

台伯河的涟漪是他领带上的褶皱，威尼斯的贡多拉划出他眉梢的弧度，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顶着他歪戴的帽子——砖红色的穹顶沾着文艺复兴的颜料，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是他藏在衣袋里的骄傲，达芬奇的手稿在他指尖翻出翅膀的形状。

他见过庞贝古城的壁画在火山灰里凝固，也听过威尼斯商人的算盘与歌剧咏叹调在水巷里交织。早晨在巴勒莫的市场上，他会用面包蘸着西西里的番茄酱，午后又坐在米兰的咖啡馆里，看时装模特的裙摆扫过中世纪的广场。比萨斜塔是他故意摆歪的花瓶，里面插着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哦不，是托斯卡纳的向日葵），歪得刚好接住南欧的风。

二战的硝烟曾熏黑他的外套，可他拍掉灰尘，让博洛尼亚的大学重新亮起灯光，让都灵的汽车工厂转出新的齿轮。如今他站在阿尔卑斯山的南麓，左手举着浓缩咖啡，右手翻着新出炉的披萨饼，蒸汽里腾起的，仍是那个被但丁写进诗里、被卡拉瓦乔画进光里的灵魂——随性，热烈，带着点不按常理出牌的浪漫，像他永远准时响起的街头琴声，错了几个音符，却格外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