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晚上，瓷在卢沟桥听见第一声枪响。

那时候他正蹲在桥头抽烟。烟是劣质的，呛嗓子，但买不起好的。他已经抽了很多年劣质烟——从1840年开始，什么都变成劣质的了。土地劣质，收成全交出去了；骨头劣质，跪得太久；只有血还是原来的血，烫的，红的，流不完。

枪响之后，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

对面站着一个人，穿着土黄色的军装，戴着眼镜，正把手套摘下来，轻轻拍打袖口上的灰。那个人叫日本。或者说，叫昭和。或者说，叫那个从明治开始就一直在磨刀的人。

“你来了。”瓷说。

“我来了。”昭和点头，把手套塞进腰间的皮带里，“这次不走了。”

瓷看了看他身后。关东军、中国驻屯军、朝鲜军，一列列土黄色的人影从夜幕里浮现，像秋天的蝗虫，密密麻麻，遮住了北平的城墙。

“去年你进来过一次，”瓷说，“丰台。我忍了。”

“嗯。”

“前年你进来过一次。热河。我也忍了。”

“嗯。”

“大前年你进来过一次。上海。我还是忍了。”

昭和笑了，那种让人后背发凉的笑：“所以这次不用忍了？”

瓷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

“这次，”他说，“不走了的是我。”

1937年8月13日，上海。

他站在苏州河南岸，看对岸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

淞沪会战打了三天了。他身边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广西来的，四川来的，东北流亡来的，穿着单衣，拿着比烧火棍强不了多少的枪，往北岸冲。冲过去的人很少，回来的更少。

但还在冲。

一个年轻人倒在他脚边。胸口三个弹孔，血从里面涌出来，比苏州河的水还急。年轻人躺在地上，眼睛还在看北岸，嘴一张一合，像在说什么。

瓷蹲下来，把耳朵凑过去。

“长官……”年轻人说，“我们……赢了吗？”

瓷看着北岸。火焰，硝烟，日本人的膏药旗插在废墟上，被风吹得猎猎响。

“赢了。”他说。

年轻人笑了一下，眼睛慢慢闭上了。

瓷站起来，把年轻人的枪捡起来。枪管还烫着

他把枪挎在肩上，往北岸走。

身后有人在喊他：“长官！长官你回来！那边是日本人！”

他没有回头。

1937年12月13日，南京。

他跪在下关江边，怀里抱着一个人。

那个人叫南京。或者说，叫那座他守了三千年的城。现在她不叫城了，叫尸体。三十万具尸体堆在一起，把长江都堵得流不动了。

昭和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土黄色的军装溅满了血，不是他自己的。

“投降吧。”日说，“你输了。”

瓷没有抬头。他只是把南京抱得更紧一点。她的身体已经凉了，硬了，脸上的表情是最后一个瞬间的惊恐。但他还是抱着，像抱着自己的孩子。

“我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投降，”昭和继续说，“像满洲里那样。换一个名字，换一套衣服，你还是你。”

瓷抬起头。

眼睛是红的。不是哭的，是烧的。三年的火，八年的火，一百年的火，都烧在那双眼睛里。

“我叫什么？”他问。

昭和愣了一下。

“我叫什么？”瓷又问了一遍，“你让我换一个名字，换一套衣服。那我叫什么？”

昭和没有回答。

瓷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南京。轻轻把她的眼睛合上。

“我叫瓷，”他说，“火里烧出来的那个瓷。烧了五千年，不是为了改名字的。”

他站起来。

冷笑。

昭和往后退了一步。

1938年春，台儿庄。

他在废墟里扒拉出一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被炮火撕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糊满了泥。他把旗抖了抖，泥点溅在脸上，凉的。

“长官！”有人跑过来，“长官！我们赢了！”

他抬起头，看着那个人。二十出头，满脸黑灰，眼睛亮得像过年。

“赢了？”他问。

“赢了！日本人退了！我们赢了！”

瓷看了看四周。台儿庄已经没了，每一块砖都碎了，每一棵树都烧了。地上躺着的人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日本人的，都搅在一起，像一堆被揉碎的纸。

但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废墟里翻出半瓶酒，你一口我一口地传着喝。

他把那面破旗递给那个年轻人。

“拿着。”

“长官，您呢？”

瓷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北方。那里，昭和还在等着他。还有徐州，还有武汉，还有无数个台儿庄。

他往北走了一步。

身后，有人在唱《大刀进行曲》。跑调的，沙哑的，但很响。

1945年8月15日，重庆。

他坐在收音机前，听昭和说话。

收音机里的声音和十二年前在卢沟桥听见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摘手套，拍灰，斯斯文文的，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在鞠躬。

“……已通告联合国……”那个声音说，“……接受……”

街上有人在喊。鞭炮声，欢呼声，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把帽子扔上天，有人跪在地上磕头。八年，十四年，一百年，所有的声音都混在一起，从窗户涌进来，震得耳膜发疼。

但他没有动。

他只是坐在那里，听收音机里的声音继续说下去。说到最后，那个声音消失了，换成一个播音员，开始放音乐。

瓷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嘉陵江。江水还是那样流着，灰蒙蒙的，不急不慢，和八年前一样，和十四年前一样，和一百年前一样。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手上有一道疤。1937年卢沟桥留下的。还有一道。1937年上海留下的。还有一道。1937年南京留下的。还有一道，一道，一道，数不清的道。从手指到手背，从手背到手腕，密密麻麻，像窑火烧出来的裂纹。

他抬起手，对着窗户玻璃照了照。

玻璃上映出一张脸。黑头发，黑眼睛，皮肤是暖白色的，和五千年前一样。但眼睛里多了点东西。是那些倒在他身边的人，是一个个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是台儿庄的旗，是南京的江，是卢沟桥那个被他踩灭的烟头。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不是高兴的笑，也不是难过的笑。只是一种笑。像窑火熄了之后，打开窑门，看见里面那件烧了五千年的瓷器，终于出窑了。

裂了，但没碎。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

他站在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看昭和签字。

海风很大，把桌上的纸吹得哗哗响。昭和弯着腰，握着笔，一笔一划地写自己的名字。写得很慢，像在刻碑。

瓷旁边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叫美，叼着烟，双手插兜，看昭和签字像看一场戏。再旁边是苏联，脸绷得很紧，眼睛里还在转雅尔塔的念头。再旁边是英国，法国，荷兰，一个个熟悉或不熟悉的脸，都看着那张桌子，那支笔，那个正在签字的背影。

签完了。昭和直起腰，把笔放下。

他转过身，目光从一张张脸上扫过。扫到瓷的时候，停了。

他们隔着几步远，中间站着好几个国家的将军，记者，翻译。但那一刻，那些人都消失了。只剩下他们两个。1937年卢沟桥的那个晚上，1945年东京湾的这个上午。

昭和张了张嘴，像想说什么。

瓷没有等他说。

他转身走了。

身后，美的烟飘过来，带着一股陌生的味道。苏在跟英说什么，声音很低，听不清。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甲板上，照在那张刚刚签完字的纸上，照在每个人的脸上。

瓷走到船舷边，扶着栏杆，看下面的海。

东京湾的海是灰色的，和长江一样灰，和黄河一样灰，和他见过的无数条河流一样灰。海浪一下一下拍着船舷，不急不慢，像在数着什么。

八年。十四年。一百年。

他低下头，又看了看自己的手。那些疤还在，一道一道的，新疤叠着旧疤，深的地方能看见骨头。他握了握拳，感觉那些疤在皮肤下面慢慢愈合，有点痒。

有人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他没有转头。

“你叫什么？”那个人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这个问题有人问过。很久以前，在南京，昭和问过。他没回答。

现在又有人问了。

他转过头。

旁边站着的是一个年轻人，穿着海军的白色制服，胸口别着一块小小的名牌。年轻人看着他的眼睛，等他回答。

他笑了笑，把目光重新投向海面。

“瓷，”他说，“我叫瓷。”

年轻人没再问什么。只是站在他旁边，一起看海。

远处，日本的富士山在云层里若隐若现。近处，盟军的舰队排成一望无际的队列，旗帜在风里猎猎作响。

他忽然想起1937年卢沟桥那个晚上。想起那个被他踩灭的烟头，想起那个问他“我们赢了吗”的年轻人，想起南京的江，台儿庄的旗，重庆的收音机。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海风是咸的。和眼泪不一样。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