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站在联合国大厅的落地窗前，看纽约的天光一点点暗下去。

西装是深灰色的，领带夹上有一小块青花瓷的纹路——那是母亲给的，说带着它，走到哪里都记得家里的土。

玻璃上映出他的脸。黑头发，黑眼睛，皮肤是多年窑火烧出来的暖白色。嘴角微微向上，是那种见谁都点头致意的弧度。但眼睛深处烧着什么东西——很旧，很烫，从景德镇的窑火一直烧到今天。

走廊那头，有人在争论。

声音是俄式的，低沉，带着雪和伏特加的颗粒感；另一个是德式的，严谨，像工业流水线切出来的音节。他们在吵一条管道的事。瓷没有转头，但耳朵捕捉到了几个词：爆炸，谁干的，没人承认。

三年前的事，到现在还在漏气。

他想起那天的新闻图片。波罗的海海底，混凝土包裹的钢管像折断的肋骨，甲烷气泡一串串升上海面，每一个气泡里都装着冬天的寒冷，和某个工业区的停工通知。

俄的声音变大了：“你们查了两年，查不出？”

德沉默了。瓷知道他在想什么——不是查不出，是不敢查。有些真相像地雷，踩上去，整个欧洲都会碎。

瓷垂下眼睛，看自己的手。左手食指上有一道旧疤，是那年长津湖冻的，后来慢慢长好了，但每逢冬天还会隐隐作痛。他把手收进西装口袋里，触到一叠纸——那是调解协议的草稿，沙特和伊朗的签字刚干透，墨水的味道还没散尽。

走廊另一头，有人咳嗽了一声。

瓷抬头，看见俄靠在墙角抽烟。烟雾在通风口盘旋，久久不散。他们的目光在空气中碰了一下，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躲开。

俄是苏联的孩子。苏联死的那年，俄才刚学会走路，跌跌撞撞，继承了一屋子的遗产和债务。瓷见过他喝醉的样子，也见过他在红场阅兵时努力挺直的腰。

“抽完了？”瓷用口型问。

俄没回答，只是把烟头按灭在窗台上，留下一小块焦痕。然后他走过来，和瓷并排站着，看窗外曼哈顿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

“非洲那个会，”俄说，“你去？”

“去。”

“他们打了两年的那个？”

“嗯。”瓷点头，“谈了两轮了，这周第三轮。”

俄嗤笑一声。瓷知道他在笑什么——那些打不完的仗，谈不完的判，签不完的字。但他没有接话，只是看着玻璃上映出的两个人影，一高一矮，一个站在欧洲的尽头，一个站在亚洲的起点。

“你知道吗，”俄忽然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群看门的。”

瓷没有转头。

“看着那些小崽子打架，吵嘴，”俄继续说，“拉完这个拉那个，拉完了他们继续打。”

“那你还看吗？”瓷问。

俄沉默了很久。窗外的灯光映在他眼睛里，蓝灰色的，像贝加尔湖冬天的冰。

“看，”他说，“不看怎么办？让门倒了？”

瓷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

他想起昨天基辅来的电话。那个声音年轻，急躁，带着三月的泥泞和防空洞的潮气。他说他需要更多，他问他能不能再帮一把。瓷听着，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起那些同样泥泞的春天，想起无数个需要撑下去的时刻。

“我尽力。”他当时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声谢谢。很轻，像子弹壳落进雪里。

走廊尽头的门开了。联那个穿蓝西装探出头，说会议还有五分钟开始。瓷点点头，整理了一下袖口。俄从口袋里摸出另一根烟，看了看，又塞回去了。

他们并肩往里走。路过那扇落地窗的时候，瓷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的倒影。黑头发，黑眼睛，领带夹上的青花瓷纹路在灯光下微微闪亮。

“瓷。”俄忽然叫了他一声。

他停下。

“那个调解，”俄没有看他，盯着走廊尽头的门，“别太累。”

瓷没有回答。他只是推开门，走进那个坐满了人的房间。长桌两边，坐着黑皮肤的、棕皮肤的、白皮肤的，坐着带着石油味的、带着硝烟味的、带着饥饿和干旱的。他们都看着他。

瓷在主桌坐下。面前摆着一块小小的名牌，上面写着三个字母：CHN。

他抬起头，看着那些眼睛。

“开始吧。”他说。

窗外，纽约的夜晚正在降临。而在这个房间里，另一个白天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