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雨下了整整四年。

他站在波托马克河边，左手攥着费城，右手空荡荡的——那只手曾经叫查尔斯顿，1861年4月12日那个清晨，它自己挣断了腕骨，带着满手血腥，头也不回地去了南方。

没有人记得他原本完整的名字。有人说他叫美利坚，但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人们只叫他联邦，或者，干脆叫北方。

他的身体是一张正在撕裂的地图。心脏在华盛顿特区跳得艰难，每一次收缩都把血液泵向两个方向——一路往北，工业区坚硬的血管里流着铁和煤；一路往南，种植园柔软的动脉里淌着棉絮和黑人的汗。血液在某个地方撞上了，疼得他直不起腰。

1862年，夏洛茨维尔。

他对着镜子看自己。左眼是蓝色的，像五大湖的冰；右眼是灰色的，像查尔斯顿凌晨的雾。两只眼睛看向同一个前方，却看见完全不同的景象。他用左眼看见铁轨穿过大陆，用右眼看见奴隶在棉田里弯着腰，腰再也没有直起来过。

“你为什么要走？”他问那个空荡荡的右手。

右手没有回答。但夜里他听见它在南方唱歌，用种植园主的腔调唱《迪克西》，每一个音符都像刀。

葛底斯堡，1863年11月。

他站在那里演讲，用那只蓝色眼睛看着人群。左手递过来两万七千个名字——那是三天里死去的人，每一具尸体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念着那些名字，念到一半发现灰色的右眼正在流泪。

泪水是咸的，和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一样咸。

“我们无法奉献，无法圣化，”他说，“因为活着的人，早就是死者的一部分。”

那天晚上他回到帐篷，第一次认真端详自己裂开的两半。左半身穿着工厂织的蓝色制服，口袋里装着《解放宣言》的初稿；右半身裹着家里纺的灰色棉布，腰间别着一把来自弗吉尼亚的猎刀。

“你恨我吗？”他问右半身。

右半身的嘴没有动，但心脏在跳。那颗心跳的是另一种节奏，慢一些，旧一些，带着烟草和潮汐的气味。

“我不恨你，”那个心跳说，“我只是不能和你一起活了。”

1865年4月9日，阿波马托克斯。

他坐在一间农舍里，对面是那个右手——它终于回来了，瘦得皮包骨头，握着一把曾经属于李将军的佩剑。

“把它收起来吧。”他说。

右手愣了一下。

“留着它，”他听见自己说，“是你的。”

他递过去一张纸，上面写着：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敌人，而是归来的兄弟。右手看着那张纸，纸上有水渍——不知道是左眼的蓝色眼泪，还是右眼的灰色眼泪。

他们沉默了很久。

然后右手开口了，用那个熟悉的、南方的腔调：“我还能叫你的名字吗？”

他低头看自己。左胸口有一个弹孔，是1862年夏洛那次留下的；右肋有一道刀疤，是葛底斯堡那个南卡莱罗纳少年刺的。这些伤口正在慢慢愈合，但疤痕会留一辈子。

“你可以叫我北方，”他说，“也可以叫我南方。”

他顿了顿。

“反正都是我了。”

右手站起来，把那把剑放在桌上。他们都没有伸出手去握，因为他们知道，那需要的时间比四年更长。

门外的苹果树正在开花。白色的花瓣落在泥泞里，和灰色蓝色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北方，哪些是南方。

他站起身，感觉到身体里第一次有了完整的脉搏。那颗心还在跳两套节奏，但正在慢慢对齐。他知道这需要很久——比一场战争久，比一个人的生命久。

他走向门口。

身后，那间农舍里，灰色的佩剑和蓝色的制服静静地躺在一起，像两个终于累了的孩子，在漫长的争吵之后，决定先睡一觉。

明天还要赶路。

从阿波马托克斯，到美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