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浅·白骨】　　

　　1965年，经济改革。

　　他们管它叫“新经济措施”。企业要自负盈亏，价格要反映市场，银行要真正管钱。听起来不错，做起来是另一回事。

　　某造船厂：经理是个能干的人，拿着新政策算账，算完脸色不好看。他说：“以前亏了找联邦，现在亏了找谁？自己裁员？”

　　“那就别亏。”我说

　　“说得轻巧。”

　　那一年，斯洛文尼亚的工厂开始抱怨联邦的“政治工厂”——那些为了平衡地区发展，在落后地区硬建起来的企业，效率低，全靠他们交的钱养着。

　　钱流向南风，流向科索沃，流向马其顿。流出去就不回来了。

　　1971年，克罗地亚之春。

　　萨格勒布的文化团体开始嚷嚷：克罗地亚语是独立的语言，克罗地亚的外汇应该归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应该有自己的军队。起初只是知识分子，后来工人也上街了。

　　广场上，人们摩肩接踵，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克罗地亚很亢奋，祂觉得自己终于能说话了。

　　铁托从贝尔格莱德赶来。

　　他站在广场对面的楼里，看着人群，脸色很难看。他身边的人建议谈判，他摇头。晚上，他对克罗地亚的领导层说：“你们这是在玩火。”

　　最后是清洗。一千多人被开除党籍，数百人被捕。克罗地亚瞬间冷却了，像被泼了冰水。

　　那之后，我常去萨格勒布。表面平静，但余孽还在。人们在咖啡厅里低声说话，看见生人就闭嘴。

　　1974年，新宪法。

　　这部宪法给了各共和国近乎全部的权利——除了外交和国防，什么都能自己定。甚至规定了每个共和国都有退出联邦的权利。

　　通过那天，我在会议大厅里坐着。代表们鼓掌，气氛热烈。当我看到了铁托的脸，没有笑意。

　　会后，我又一个人走在萨瓦河畔。河水比往年浅，河床裸露的地方多了。

　　一个钓鱼的老人认出我——认出我常来。他说：“小伙子，你看这河，以前能跑船，现在只能钓鱼了。”

　　我没回他。

　　他收了竿，临走时回头说：“会越来越浅的。”

　　夜色降下来，贝尔格莱德的灯火亮起来，萨格勒布的灯火也亮起来。同一条河，两岸的灯火，越来越像两个国家的灯火。

　　宪法通过后，表面上一切都稳了。

　　各共和国有了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议会、自己的银行。塞尔维亚有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有克罗地亚的，斯洛文尼亚有斯洛尼亚的，他们管这叫“协商一致”——任何重大决策都要所有共和国点头。

　　听起来很公平。

　　但开会的时间变长了。以前铁托说了算，现在要六个共和国坐在一起谈。谈不拢就搁置，搁置久了就忘记。有些事情干脆不拿到桌面上来，因为知道谈不拢。

　　几次联邦会议，代表们坐在圆桌前，每个人身后都站着自己共和国的利益。塞尔维亚的提案克罗地亚反对，斯洛文尼亚的提案马其顿沉默。铁托坐在中间，偶尔说话，说完了大家点头，但点完头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1976年，一项新政策出台：每个共和国只向联邦预算缴纳自己决定的数额。以前是联邦说了算，现在是个共和国自己说了算。

　　斯洛文尼亚第一个削减了缴纳比例。

　　克罗地亚跟着也减了。

　　塞尔维亚没减，但祂开始不满了——祂觉得自己吃亏了。

　　1977年，铁托八十五岁了。

　　那一年他在国际上依然风光。苏联人尊重他，美国人需要他，不结盟国家把他当领袖。他去莫斯科，去华盛顿，去开罗，去新德里。各国元首握着他的手，说他是世界级的政治家。

　　但回到贝尔格莱德，他很疲惫。

　　走路慢了，说话声音也小了。开会时偶尔走神，需要身边的人提醒。有一次他在别墅里散步，我在旁边跟着。他停下来，看着远处的山，说：“这条路走得太久了。”

　　我问：“还能走多久？”

　　他没说，不知走神了还是不确定。

　　1978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开始闹事。他们上街游行，喊口号，要成立自己的共和国。警察驱散了人群，抓了一批人，事情暂时压下去。

　　但我能感受到科索沃依旧在躁动。

　　1979年，铁托病倒了。

　　消息并没有公开。在贝尔格莱德的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时瘦了一圈。他去卢布尔雅那疗养，那里气候好，空气干净。

　　我在卢布尔雅那陪过他几次。

　　他坐在阳台上，望远山，很少说话。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觉得他们还会叫我‘同志’吗？”

　　我说：“一直叫。”

　　他摇摇头：“等我走了，就不叫了。”

　　1980年1月。铁托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他站在贝尔格莱德的阳台上，向人群挥手，就像当年那样。人群依旧欢呼，喊着他的名字。他笑了笑，挥挥手，转身进去了。

　　那天，我在旧宫里待到很晚。

　　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我想起1945年那个夜晚，他站在阳台上说“这次要不一样”。我想起1948年那个夜晚，他坐在黑暗中抽烟，一支接一支。我想起1971年那个夜晚，他看着克罗地亚的广场，面色很难看。

　　三十五年了。

　　5月4日，卢布尔雅那。

　　消息传来时，我在多瑙河边。一个陌生人跑过来，对另一个陌生人大喊：“铁托死了！”

　　街上的人停下来。有人哭了，有人发呆，有人继续走路。

　　我站在原地。感觉脊椎被抽走了，整个人的重心消失。

　　接下来的几天，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飞来贝尔格莱德。他们排队走过铁托的灵柩，表情沉重，握手，然后离开。萨瓦河边的街道上站满了人，有人从几百公里外赶来，就为了看一眼灵车经过。

　　我在人群里站了很久。

　　太阳很好，风吹着，旗帜降了半旗。灵车从前面驶过，上面覆盖着国旗，那面红白蓝三色带红星的旗。

　　回想1941年，第一次生命结束时，没有葬礼，没有宣告，只是慢慢意识到自己不存在了。

　　这次不一样。这次有葬礼，有全世界的注目，有成千上万人哭泣。

　　但这不代表第二次生命不会结束。

　　葬礼后第七天，我一个人去了布里俄尼岛。

　　铁托生前的办公室还保持原样，桌上的文件还没收。我在他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的海。

　　和1945年一样，蓝的发绿，风吹过来有腥味。

　　但我已经不一样了。

　　35年前，我以为第二次生命会活出不同的样子，现在我知道了：不同的样子，不等于永远的样子。

　　回贝尔格莱德的船上，一个年轻人站在甲板上看海。约莫二十出头，穿着牛仔裤，听着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

　　“你是南斯拉夫人吗？”我问。

　　他摘下耳机，看看我：“当然。”

　　“你觉得自己是南斯拉夫人？”

　　他笑：“我是斯洛文尼亚人。但我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

　　船靠岸时，他挥挥手走了。

　　我正在码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我突然想：如果有一天，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那我还算什么？

　　铁托走了。

　　头几个月，人们还在悲痛里。工厂开会前会默哀，学校讲他的事迹，书店里摆满他的照片。走在街上，偶尔能听到老人说：“要是铁托还在……”

　　但铁托不在了。

　　新体制叫“集体总统制”。八个代表（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轮流当主席，每人一年。听起来不错，实施起来是一团乱麻。

　　我去过几次联邦会议。代表们坐在圆桌前，讨论问题。但往往是吵到傍晚，也没个结果。下个月换人当主席，再从头吵一遍。

　　有些事情就这样搁置了。

　　1981年春，科索沃还是按耐不住了。

　　普里什蒂纳的大学生上街，喊着“我们要共和国”“科索沃共和国”。口号传到其他城市，阿尔巴尼亚族年轻人跟着上街。警察开枪了，有人死了，更多的人被捕。

　　期间我去过几次。

　　街上很平静，但更像是紧绷。咖啡馆里，阿尔巴尼亚族人坐一桌，塞尔维亚族人坐一桌，互不相看。一个老人对我说：“以前不同民族通婚，现在谁还敢？”

　　我问：“为什么？”

　　他指了指修道院。塞尔维亚人视它为圣物，阿尔巴尼亚人视它为压迫的象征。

　　经济也开始出问题。

　　七十年代借的外债要还了，利息滚得比本金还高。工厂的产品卖不出去，国际市场上的东西买不起。通货膨胀上来了，钱一天天不值钱。1982年，商店里开始缺货。糖、油、面粉，要排长队才能买到。

　　我在贝尔格莱德见过一个中年女人。她在面包店前站了两个小时，轮到的时候面包卖完了。没喊没闹，只是站在柜台前发呆，然后慢慢走开。

　　那种表情，比愤怒更可怕。

　　各共和国开始各想各的。

　　斯洛文尼亚的报纸上出现文章说“我们养活了南方”。克罗地亚的知识分子私下聚会讨论“克罗地亚的出路”。塞尔维亚的作家写请愿书要保护科索沃的塞族人。

　　1983年，一份文件在党内流传。有人写的，批评经济政策，建议彻底改革。讨论了一阵子，没有下文。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

　　那是铁托死后第一次向世界展示自己。开幕式上，五环旗升旗，各国运动员入场。电视转播让全世界看到了萨拉热窝——一个美丽的、和平的、现代的城市。

　　我在看台上坐着。

　　旁边一个外国人问我：“你是南斯拉夫人吗？”

　　我说：“是”

　　他笑着说：“你们真幸运，有这么好的国家。”

　　我笑笑，没回话。他不知道，就在萨拉热窝城外几十公里的地方，民族之间的裂痕正在加深。他不知道，这座城市里的居民已经悄然开始分类。

　　1985年，一份备忘录在贝尔格莱德流传。

　　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的作家们起草的，说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受压迫，科索沃的塞族人面临“种族灭绝”，要求修改宪法，加强中央权力。

　　克罗地亚人看了备忘录，说这是“大塞尔维亚主义复活”。

　　斯洛文尼亚人看了，说“我们离他们越来越远”。

　　1986年，我去了斯洛文尼亚。

　　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干净整洁，商店里货品比南方充足。一个中年人在咖啡馆里看报，报纸上有篇文章，题目是《斯洛文尼亚的替代方案》。

　　我走近坐下：“什么方案？”

　　他抬头：“就是问问，我们是不是非和南方绑在一起。”

　　我问：“绑在一起不好吗？”

　　他看着我：“你从贝尔格莱德来的吧？”

　　我没有否认。

　　他收起报纸，说：“以前有铁托，我们觉得都是一家人。现在铁托没了，一家人也得算账。”

　　1987年春天，一个叫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官员去了科索沃。

　　有他在科索沃波列对当地塞族人说：“没有人可以打你们。”不出意外，这句话上了电视，传遍全国。塞尔维亚人激动，说终于有人替他们说话了。其他民族的人看着电视，眼神复杂起来。

　　那年，南斯拉夫的外债超过2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三位数。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谈了一年，什么都没谈成。

　　萨瓦河的水还在流，但比往年更浅了。钓鱼的老人不在了，长椅空了。

　　我想起1965年那个年轻的记者，他说：“我不知道祂能不能比我活得长。”

　　他今年47岁了。我，42岁。

　　还能活多久？

　　我仍然不知道。

　　1987年秋天，这个塞尔维亚官员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他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次集会上演讲，台下的人举着他的画像，喊着口号。他说，塞尔维亚人必须团结起来，不再受欺负。克罗地亚又开始紧张，斯洛文尼亚又开始计算。

　　我只能站在那里，看着那些挥舞的手臂。

　　他们喊的是塞尔维亚的口号，用的是塞尔维亚的旗帜。三十多年前，人们喊“铁托同志”的时候，所有部分都觉得自己被代表了。现在，只有塞尔维亚感到被代表。

　　1988年，伏伊伏丁那和黑山的领导人换了人。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上台，没有经过选举，是群众集会推上去的。其他人保持沉默，但并没有接受。

　　1989年，科索沃。

　　六百年前，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战役中战败。六百年后，米洛舍维奇站在科索沃波列，面对百万塞尔维亚人，发表演说。他说：“再也没有人能打败你们。”

　　那场面的震撼，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塞尔维亚沸腾起来了，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那一块——在剧烈收缩。祂终于感到了威胁。

　　那年秋天，我抽空去过普里什蒂纳。

　　街上空荡荡的，商店关门早。一个阿尔巴尼亚族老人在路边卖烤玉米，我问生意怎样，他答：“塞尔维亚人不来，克罗地亚人不来，卖给谁？”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铁托在。”

　　铁托死了快十年了。十年，如果让一个民族忘记共同战斗的日子，记住被欺负的账。

　　同一年，东欧变了天。

　　柏林墙倒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枪决，捷克人上街游行。南斯拉夫的电视里播着这些画面，人们看着，不说话。知识分子们讨论“欧洲化”，民族主义者们在私下印制地图。

　　1990年1月，南共联盟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斯洛文尼亚方提出方案：把党改造成各共和国独立政党的联盟。塞尔维亚方反对，要维持统一。吵了几天，斯洛文尼亚方退场

　　他们走了之后，会议继续开。但我能感受到，那根把六个部分绑在一起的线，断了一股。

　　1990年春，各共和国举行多党制选举。

　　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党赢了，新总统叫弗拉尼奥·图季曼。他曾在铁托时期坐过牢，是民族主义者眼中的英雄。

　　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联盟赢了，喊着“回到欧洲”的口号。

　　波黑：三个民族投票给三个政党——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各投各的。

　　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的党赢了，继续掌权。

　　选举结果出来的那晚，我满心忧愁。水似乎更浅了。裸露的石头，像白骨。

　　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开始互相指责。克罗地亚说塞尔维亚要搞“大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说克罗地亚在复活乌斯塔沙。斯洛文尼亚说我们不玩儿了，要自己过。波黑夹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办。

　　1990年夏天，斯洛文尼亚宣布将举行独立公投。

　　克罗地亚随即也宣布公投。

　　联邦政府在贝尔格莱德喊着“维护统一”，但军队里开始有人问：如果命令来了，我向谁开枪？

　　我又一个人在游荡，在广场上遇到一个人。四十来岁，穿着工装，坐在长椅上晒太阳。

　　“你支持独立吗？”我问。

　　他瞧了我一眼，想了想：“我不知道。爸爸是塞尔维亚人，妈妈是克罗地亚人。你告诉我，我该支持谁？”

　　我答不上来。

　　他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

　　“以前我们是南斯拉夫人，现在不是了。”

　　1990年12月。斯洛文尼亚公投。88%的人支持独立。

　　克罗地亚更甚。93%的人支持独立。

　　联邦政府说公投非法，但没有人听。

　　那年年底，那股熟悉的感觉又攀上我的身体：第二次生命，可能也要结束了。我的身体，又要分崩离析。

　　1991年3月，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联了一次面。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但谈完之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开始武装自己。

　　4月，斯洛文尼亚切断了与联邦的财政联系。

　　5月，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人宣布成立自己的自治区。

　　联邦军队开始调动。坦克开向斯洛文尼亚边境，装甲车在克罗地亚的村庄外停下。电视里天天播着紧张的新闻，但人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那种感觉很奇妙——像站在悬崖边，知道要掉下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掉，掉下去会摔成什么样。

　　我又去了布里俄尼岛。

　　依旧是老样子。我在岛上沉思，遇到一群游客，说着斯洛文尼亚语。他们说，独立之后要来岛上看看。

　　独立之后。

　　他们已经在说“之后”了。

　　我在岸边，海的那边是意大利海岸。第一次生命结束时，我漂浮了四年才重生。第二次生命如果结束还能有第三次吗？

　　回答我的只有咸腥的海风。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式宣布独立。

　　我的身体在变得透明。

　　第二天，联邦军队出发了。

　　目标是斯洛文尼亚边境口岸。

　　枪声，要响了。

　　6月27日，斯洛文尼亚边境，枪响了。

　　联邦军队的装甲车在特里格拉夫山脚下被堵住，斯洛文尼亚的地方武装朝天空鸣枪示警。双方对峙了一夜，第二天真正开战。

　　我的身体在震颤，如同关节脱臼般。斯洛文尼亚那一部分正在迅速的硬化从我的感知里脱离。

　　这场仗只打了十天。斯洛文尼亚的地形实在不适合坦克，当地武装熟悉山林，联邦军队进退两难。7月7日，双方在布里俄尼岛签署停火协议。联邦军队撤出斯洛文尼亚。

　　那个年轻人——1980年在船上遇到的，说“我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的那个——他现在终于不是了。

　　7月底，战火转移至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人控制了三分之一的领土，宣布成立“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联邦军队名义上是“维和”，实际上站在塞尔维亚组一边。克罗地亚警察和地方卫队开始反攻。

　　8月，武科瓦尔。

　　这次多瑙河畔的小城被围了三个月。克罗地亚卫队守在城内，塞尔维亚武装和联邦军队围在城外。炮击一天没停过，楼房倒塌，地下室挤满平民。冬天来临时，城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食物。

　　11月18日，武科瓦尔沦陷。

　　武科瓦尔是克罗地亚的城市，但死在城里的有克罗地亚人，有塞尔维亚人，还有分不清自己是哪一边的人。他们在同一个医院里躲避，在同一个地下室挨饿，最后被埋进同一个万人坑里。

　　我的躯体在躁动，无时无刻不在打仗，无时无刻不在自杀。

　　1992年1月，联合国促成了停火。但同一个月，欧共体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德国人最先点头，其他国家跟着。听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在萨格勒布。

　　街上人们相拥、哭泣。人们一遍遍地传送这条新闻，嘴里默念着：“终于……终于……”

　　我能听懂那个“终于”背后的意思：终于不用再绑在一起了。

　　可绑在一起的，不止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3月，波斯尼亚宣布独立。萨拉热窝的街上，人们一起投票。但投票之后，塞尔维亚人退出，封锁了城市。

　　4月5日，萨拉热窝围城开始。

　　炮响，炮弹从塞尔维亚武装的阵地飞向市区，落在市场上，落在学校里，落在排队买面包的人群中。

　　接下来的三年零九个月，这座美丽的城市将每天挨炮，每天死人，每天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冬天里熬着。

　　那个1984年举办冬奥会的萨拉热窝，那个让全世界羡慕的萨拉热窝，从此变成一个词：围城。

　　1992年4月27日，贝尔格莱德。

　　联邦议会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只有这两个部分还愿意绑在一起。

　　深夜，我站在议会大厦前。1945年，铁托在这里宣布成立新南斯拉夫。1992年，新南斯拉夫死了，只剩下一个叫“南联盟”的残骸。

　　我想起1941年，第一次生命结束时的感受——没有葬礼，没有宣告，只是在某个时刻意识到自己不存在了。

　　这次也一样。

　　1965年那个年轻人，他不知道南斯拉夫能不能比他活得长。答案有了：南斯拉夫活了47岁（1945~1992），或许没他活的长。

　　但他已经不再是南斯拉夫人了。

　　我也不再是那个完整的我了。

　　第二次生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