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　　

　　与苏联和解后，我以为日子会平静下来。

　　但我错了。和解不等于信任，缓和不等于安宁。195年之后的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复杂的时期。

　　1956年是个多事之年。

　　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我听着广播，心里五味杂陈。那个把我逐出家门的人，原来也被他的同胞们唾弃了。这没什么可开心的——被唾弃的人，和被唾弃的人，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吗？

　　6月，铁托去了布里俄尼岛。

　　埃及的纳塞尔，印度的尼赫鲁也来了。三个人在岛上散步，穿着休闲衬衫，像老友重逢。他们在海边的树荫下会谈，讨论一个共同的问题：不依附东方，也不依附西方，那第三世界该往哪儿走？

　　我在岸上的岩石边坐下，听着海浪拍打的声音。

　　纳塞尔的声音激动，尼赫鲁则偏沉稳，铁托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谈出了一个东西——不结盟。

　　这个词后来传遍了世界。但那个海风吹拂的午后，它只是一个念头：我们这些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国家，能不能自己坐在一起，为自己的命运说话？

　　7月，三国发表了《布里俄尼声明》。

　　不长，核心就几句话：反对集团政策，支持和平共处，促进国际合作。要表明的只有一种态度——我们不选边站。

　　但1956年也是多事之年。

　　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坦克开镜布达佩斯，镇压了要求改革的匈牙利政府。消息传来，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如果当初我没有被开除，如果我还是那个听话的“小兄弟”，会不会有一天，坦克也会开进贝尔格莱德？

　　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批评苏联的干涉。他说：“我们反对集团政策，反对任何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干涉。”但他的措辞很克制，没有指名道姓。

　　我知道他为什么克制。南斯拉夫还在苏联的阴影下，还不能彻底撕破脸。

　　接下来的几年，我学会了在两个巨人之间走钢丝。

　　1957年，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铁托没有去。他派了卡德尔，但卡德尔拒绝在《和平宣言》上签字——因为宣言肯定了苏联的领导地位。

　　1958年，南共联盟召开七大，通过新纲领。纲领重申独立自主，强调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莫斯科那边沉默了，但沉默本身就是态度。

　　经济上，我开始尝试另一种可能。

　　工人自治从试点扩大到全国。工厂里，工人们选择自己的管理委员会，讨论生产计划，决定利润分配。我曾去过一家机床厂，车间主任是工人选出来的，以前是车工。他带我看新生产的设备，指着上面的铭牌说：“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自己造的。”

　　我问他：“以前呢？”

　　他说：“以前等莫斯科给图纸。现在不等了。”

　　1960年，社会产值比1953年翻了一番。工业产值是1953年的2.6倍。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汽车多了起来，商店的橱窗里，商品比以前丰富。人们脸上的表情从五十年代初的焦虑，变成了满足。

　　但我没有忘记，这一次的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我不再属于任何阵营。东方视我为叛徒，西方视我为工具。美国人援助我，是因为我能牵制苏联；苏联人与我和解，是因为不想把我彻底推向西方。我是两个巨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虽然这颗棋子会自己走路，但始终在棋盘上。

　　1961年9月，贝尔格莱德。

　　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这里召开。25个国家，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他们在贝尔格莱德的会议大厅里做成一圈，各自发言表达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不满。

　　我站在议会大厦的台阶上，看着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戴着头巾，演讲时声音洪亮；加纳的恩克鲁玛，穿着民族服装，讲非洲的解放；塞浦路斯的大主叫马卡里奥斯，黑袍长须，像从另一个时代走来。

　　他们聚在这里，因为我的城市，因为我的存在。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重量——是价值的重量。

　　但我没有飘飘然。

　　会议期间，我见过一个非洲国家的外交官。他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散步，看着南斯拉夫的城市，说：“你们真幸运，离欧洲这么近。”

　　我问他：“你觉得幸运？”

　　他说：“我们离欧洲远，离援助也很远。”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他说的对，也知道他说的不对。离欧洲近，意味着离风暴也近。苏美对峙的前线，巴尔干的火药桶，这些不会因为不结盟而消失。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宣言，呼吁和平、独立、发展。铁托送走最后一位外国元首后，一个人站在议会大厦前。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走到他身边——其实他看不见我，但他似乎知道我在。

　　“累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条路只能一个人走，没有人帮你分担。”

　　我说：“我有六个部分。”

　　他笑了，笑得有点苦：“六个部分，有时候比六个国家还难带。”

　　1963年，新宪法通过。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人自治扩展到社会自治，共和国权力进一步扩大。但铁托的权威依然是一切的核心。

　　那年秋天，我游荡时遇到了一个老人

　　他在广场上喂鸽子，动作缓慢。我认出来，他是当年和拉迪奇一起战斗过的老农民党人。

　　“你还记得拉迪奇吗？”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浑浊，但还有光：“记得。他死在议会里。现在议会里坐着的人，有几个还记得他？”

　　我说：“现在不一样了。”

　　“不一样？”他把最后一把玉米撒给鸽子。“克罗地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只要还是人，就不会一样。”

　　我想反驳他，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说的是实话。不结盟能给我国际地位，工人自治能给我经济增长，但他们给不了我最想要的东西——让六个部分真正觉得，他们是同一个整体。

　　1965年，贝尔格莱德举办了一场大型国际会议。代表们从世界各地飞来，谈论和平、发展、合作。晚上，我从议会厅溜了出来，夜晚灯火璀璨。

　　一个年轻的记者坐在我旁边的长椅上，在本子上写东西。

　　“写什么？”我凑过去。

　　他合上本子，想了想：“我才25岁。南斯拉夫才20岁。我不知道祂能不能比我活得长。”

　　夜风吹过，河面泛起细碎的波纹。

　　我没有回答他。

　　因为答案，我自己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