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0年的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盛大而隆重。瓷穿着崭新的制服，站在俄身边，看着士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列宁墓。礼炮轰鸣时，俄侧过头对他说：“明年春天，贝加尔湖的冰该裂了。”

瓷笑着点头，手腕上的手表已经换了新的表链，是俄特意找人给他调整的。这些年他们往来的信件堆成了小山，从最初的拘谨问候，到后来无话不谈。俄会在信里说西伯利亚的雪下得有多大，工厂的烟囱又多了几座；瓷会告诉他江南的稻子熟了，长城上的游客多了起来。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信里的语气渐渐变了。1953年斯大林同志逝世后，俄的信里多了些沉重的字眼，他说国家建设的担子很重，说有些路必须一步一步踏实地走。瓷回信时，会写下自己对建设的想法，却发现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多。

1956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会议室里的灯光惨白，映着俄紧绷的脸。“你太理想化了！”俄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没有统一的步调，怎么对抗资本主义的围剿？”

“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瓷的声音也提高了，胸口剧烈起伏，“您忘了当年在柏林说过，要尊重每个民族的选择吗？”

俄愣住了，眼里的怒火慢慢褪去，换上一种复杂的情绪。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疲惫地挥了挥手：“你走吧。”

瓷摔门而出，走廊里的时钟敲了三下，沉闷的响声像锤子砸在心上。他走到楼梯口时，听见身后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像是那块他送俄的、刻着长城图案的砚台。

从那以后，两人的联系越来越少。偶尔在国际会议上遇见，也只是礼貌性地点头，眼神里再没有当年的热络。瓷手腕上的手表还在走，却像是在倒计时，把那些并肩的时光，一点点数成了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