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要不一样】　　

　　接下来，我在黑暗中漂浮了四年。

　　弥散的漂浮，不能动，不能看，也不能说，五感只剩触觉。塞尔维尔在切特尼克和游击队之间撕裂，克罗地亚沉溺在乌斯塔沙的暴行中，斯洛文尼亚被德国和意大利分占，波斯尼亚在种族清洗中流血。

　　一直持续到1943年夏天，事情开始有了变化。

　　在波斯尼亚东部的山区，一种新的声音出现了。它不像旧政府那样傲慢，也不像乌斯塔莎那样残忍。它说：所有民族平等，共同战斗。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是在一场小规模战斗后。游击队歼灭了德军的一个巡逻队，队员来自各种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他们分享缴获的食物，用各自的语言交谈，然后继续行军。

　　声音来自他们的领导者，一个叫做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人。

　　我渐渐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穿着简单的军装，留着胡子，说话声音不大但有力。他在会议上说：“我们要建立的不是旧王国的翻版，是全新的。”

　　1943年11月，波斯尼亚小镇亚伊采。

　　游击队在这里召开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战争结束后，将建立联邦制的新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拥有平等权利。

　　我在那个山谷里重新凝聚成型。

　　并非强行拼凑，而是融合。我能感受到各个部分之间有了新的联系，不是中央命令地方，而是共同协商。虽然还是脆弱，但至少是平等的。

　　接下来的十八个多月是血与火的锻造。

　　德军发动了第七次进攻，试图剿灭游击队主力。铁托带着部队在波斯尼亚山区转移，我随他们移动，看着年轻人在血泊里倒下，看着村庄被烧毁，看着人们在绝望中依然相信那个关于平等的承诺。

　　1944年夏天，形势逆转。

　　苏联红军从东面推进，游击队从内部壮大。8月，铁托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面。我能感受到铁托的紧张——他需要苏联的帮助，但不想成为附庸。

　　“我们会自己解放大部分国土。”铁托对斯大林这么说。

　　他说到做到。10月20日，游击队和红军共同解放贝尔格莱德。但进入城市的部队主要是南斯拉夫人，红军只提供了炮兵支援。

　　那天的夕阳很美，染红了我的整个世界。

　　城市布满疮痍，但人们的眼神不一样了。所有人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穆斯林们都并肩走在街上。

　　这是第一次，我的各个部分不是因为被压迫，是因为共同战斗而站在一起。

　　1945年春天，最后的攻势。

　　游击队改编成正规军——南斯拉夫人民军。他们从东向西推进，解放萨格勒布，解放卢布尔雅那。乌斯塔莎和切特尼克的残余力量向西逃窜，在布莱堡附近被截住。

　　5月15日，战争在欧洲结束十天后，南斯拉夫境内的最后一批轴心国部队投降。

　　现在，要建立新国家了。

　　11月29日，贝尔格莱德。

　　制宪会议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六个共和国，两个自治省。

　　会议大厅里，我感受着全新的身躯。

　　六个相对独立的部分通过联邦机构协调运作。宪法规定:各个民族语言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共和国拥有广泛自治权。

　　会议结束后，铁托走上阳台。下面是欢呼的人群，他们喊着:“铁托！铁托！”

　　但他转向我——他好像真的能看见我——说:“现在轮到你了。记住，这次要不一样。”

　　我问他：“怎么才能不一样？”

　　“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主人，而不是仆从。”他说完就转身向人群挥手。

　　最初几年，确实不一样。

　　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工业国有化，扫盲运动展开。在各共和国，本民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萨格勒布有了自己的政府，卢布尔雅那管理自己的经济，萨拉热窝重建自己的城市。

　　当然，问题还在。

　　中央集权的倾向自然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控制有时过于严厉。但和国王时期相比，这已经是云泥之别。

　　1948年春，萨格勒布某新建工厂。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工人在同一流水线上工作，用各自的口音交谈，偶尔开开玩笑。一个年轻工人对同伴说：“你知道吗，我爸爸以前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永远不能一起工作。”

　　“现在呢？”

　　“现在我们是同志。”

　　出了工厂，沿着河畔走。河水流淌，两岸的灯渐次亮起。贝尔格莱德在上游，萨格勒布在下游，同一道水流连接着它们。

　　我想，也许这次能成。

　　也许这个建立在共同战斗、平等承诺上的新身体，真的能活下去。

　　与此同时，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到——来自东方，来自那个我们曾经仰望的“老大哥”。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至少在1945年那个深秋的夜晚，在贝尔格莱德，在欢呼的人群中，我第一次相信：

　　第二次生命，或许可以活出不同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