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留·走马灯】

　　2006年5月21日，黑山公投。

　　我坐在贝尔格莱德旧宫里，人去楼空，家具被蒙了层白布，有人比我更着急。我就听着风带来的消息。没有别人，只有我。我在等待一个数字，一个判决。

　　窗子未关，风灌进来，傍晚的天渐凉了。窗外的灯火渐起，可这光景已不再属于我，它有了一位新主——塞尔维亚。萨瓦河沿岸的建筑，被夕阳涂抹一通，像被撕破的海报。我似乎听到市声，那是与我无关的未来。

　　记忆不受控制的闪过，正播放一场电影。

　　1918年，会议桌上的诞生。41年，被肢解的麻木。45年，铁托的重塑。80年，那场举世瞩目的葬礼。91年，斯洛文尼亚的枪响。萨拉热窝……

　　一幕一幕，迅速地掠过。

　　走马灯停转了。

　　最终数字定格:55.5％，选择独立。

　　55.5%。一个刚过门槛的百分比，此刻，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兄弟情谊，斩断了藕断丝连的最后可能。

　　我没感到痛苦，甚至没有失落。更多的是释然吧，我想。沉溺在疲惫里的身体，变得轻盈了。我不会死亡，死亡属于曾经活过的事物。我只是——终于被允许，停止存在了。

　　好了。

　　现在，我可以安静的消散了。

　　在我彻底化为灰烬前，让我告诉你，这八十九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故事的一切，始于1918年12月1日。

　　这一天，我被宣布存在。

　　没有温暖的子宫，没有缓慢的孕育。我是在谈判桌上被拼凑出来的。一纸《科孚宣言》，塞尔维亚王国吞并了奥努帝国垮台后留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人们把这个拼凑的怪物叫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

　　我醒来时，头是晕的。

　　太多声音同时冲进意识。塞尔维亚还沉浸在战争胜利的亢奋里，脑子里全是“大塞尔维亚”的版图。克罗地亚在恐惧，祂记得刚刚摆脱的哈布斯堡统治，现在又被新的主人接管。斯洛文尼亚很安静。但那种安静是冷的，祂在观察，在算计得失。

　　我们被强行塞进同一具身体。

　　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成了这具身体的头。他带着王冠坐在贝尔格莱德的皇宫里，而萨格勒布在抗议，卢布尔雅那在沉默。我能感受到每一条连接处都在痛——不同于伤口愈合的痒，是排斥，那么致命。

　　他们给我穿上统一的制服，设计新的国旗，印新的护照。但内部的语言在打架。塞尔维亚人说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人说克罗地亚语，虽然它们几乎一样，但每个人都坚持那一点点不同。宗教更乱：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我的身体里划出看不见的疆界。

　　第一年就这样过去。表面平静，地底全是暗流。

　　1921年。祂们给我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史书叫它《维多夫丹宪法》。开会那天，我能感觉到体内各个部分绷紧了。

　　贝尔格莱德的会议大厅里，争吵从早上持续到深夜。塞尔维亚议员要中央集权，要把权力牢牢抓在贝尔格莱德手里。克罗地亚议员拍桌子。否认自己是塞尔维亚的附属品。斯洛文尼亚代表说话慢条斯理，但每句都在争取更多自治权。

　　投票在凌晨进行。

　　宪法通过了，中央集权制。

　　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撕裂的疼痛。与皮开肉绽不同，是更深的崩弦。克罗地亚的部分传来剧烈的愤怒，斯洛文尼亚则是深深的失望。

　　散会后，亚历山大国王站在窗前。凝视多瑙河。他呢喃：“这样真的能长久吗？”

　　没有下文。

　　但我听见了他心里的声音。那个声音说：「必须长久。」

　　接下来的日子，疼痛成了常态。

　　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政令，传到萨格勒布就会慢半拍，执行时总要打折扣。克罗地亚的农民浇水时骂骂咧咧，说钱都流去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的工厂主抱怨关税政策不公平。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看着这一切，什么也不言，只是眼神越来越冷。

　　我试着协调。真的试过。

　　但每次贝尔格莱德想往左走，萨格勒布就偏向右。卢布尔雅那站在原地不动。身体总在拧着劲，没有一刻舒展。

　　夜深人静时，各个部分会在梦里诉说各自的故事。塞尔维亚的梦里有科索沃战役的悲壮，克罗地亚的梦里有亚德里亚海的海风，斯洛文尼亚的梦里有尔贝斯山的雪。那些梦很美，但醒来后，它们不会交汇，只会变成更深的隔阂。

　　我们共用一具躯体，但从未共享一个灵魂。

　　1921年秋，贝尔格莱德下了第一场雨。

　　我走在卡拉梅格丹城堡的城墙上，注视萨瓦河汇入多瑙河。交汇处水色分明，好一阵子才融成一体。一个老人带着孙子在河边钓鱼。孩子问：“爷爷，我们是什么人？”

　　良久，老人说：“南斯拉夫人……”

　　孩子眨眨眼，依旧不解：“那是什么？”

　　老人答不上来。

　　我在风里站了很久。雨打在身上，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抗议。

　　那时我就隐约知道——这个拼凑起来的身体，恐怕撑不了太久。

　　但彼时我还轻狂，我以为时间会磨合一切，以为疼痛会消失。

　　我太年轻了，还不知道有些裂缝从诞生那天起，就只会越来越深。

　　《维多夫丹宪法》通过后，好日子并未维持多久。

　　疼痛从最初的阵痛变成了持续的灼痛。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每一道指令，都实施的艰难曲折。塞尔维亚掌控着大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脑子指挥躯干，天经地义。

　　但萨格勒布不这么想。

　　可提案农民党的领袖斯捷潘·拉迪奇成了最响亮的声音。他在议会中站起来，洪亮的声音在会议厅飘荡：“我们不是行省，我们是拥有历史权力的民族。”

　　贝尔格莱德那边的回应是更多的集权措施。

　　1922年，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他们故意打乱历史边界，把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混编在新的行政区里，妄图以这样的方式模糊区别。结果恰恰相反——人们更固执地记住了自己原本属于哪里。

　　经济，是另一场灾难。

　　塞尔维亚的官僚们制定了关税政策，说是要保护“国内工业”。实际上，受益的全是贝尔格莱德及其周围的新工厂。斯洛文尼亚的事业家们算了一笔账，他们的产品要运到南方，需缴纳的关税比运往维也纳还高。

　　“这叫国内市场？”卢布尔雅那的一个工厂主在俱乐部里发出这样的质问，“这是贝尔格莱德的市场。”

　　钱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流向中央财政，在意补贴、投资、军费的形式流回塞尔维亚地区。萨格勒布的报纸开始刊登一些讽刺漫画：一个瘦肉的克罗地亚农民背着肥胖的塞尔维亚官员过河。

　　我看过那些海报。

　　我能感受到克罗地亚的饥饿，斯洛文尼亚的疲劳，而贝尔格莱德那边——大脑所在的位置，却在想要源源不断的养分。

　　1923年的选举是一场闹剧。

　　政府在塞尔维亚地区操纵选票，把反对派的声音压到最低。在克罗地亚，拉迪奇的农民的大获全胜，但当他们来到贝尔格莱德，发现议会里的席位早已被安排好比例。

　　拉迪奇拒绝宣誓效忠国王。

　　他被禁止进入议会大厅。

　　那晚，风很大。拉迪奇站在圣马可教堂前的广场上，对着聚集的民众讲话。风把他熨帖的西装外套吹得翻飞，声音却随风入耳：“他们不让我们在议会里说话，那我们就用更大的声音在外面说。”

　　我能听到那个声音。

　　准确的说，是感受到。塞尔维亚的部分很恼怒，祂认为这是挑衅。大脑命令强行控制。

　　历史有了更严厉的出版审查，更多被开除的公职人员，更频繁的警察搜查。

　　1925年，拉迪奇短暂妥协。他去了贝尔格莱德，加入联合政府。但也只维持了几个月。当他提出联邦制改革方案时，塞尔维亚的政客们像看一个疯子看他。

　　“你想分裂国家。”他们指责他。

　　拉迪奇回到萨格勒布时，又添白发些许。支持者中有人骂他叛徒，他什么也没解释。

　　那几年，我学会了分辨不同部位的疼痛。

　　塞尔维亚的部分，是胀痛——祂想掌控一切，但总感觉掌控不住，于是焦虑，越是暴躁。

　　克罗地亚的部分，是绞痛——祂想要呼吸，想要说话，但喉咙被紧紧掐着。

　　斯文文尼亚的部分，是刺痛——祂冷静的计算着得失，可结果越来越不随人愿。

　　波斯尼亚的部分……是闷痛吧。祂总是沉默着，什么都不说，但你能感受到哪里在溃烂。

　　1927年秋，情况更糟了。

　　拉迪奇组织了农民民主联盟，联合其他反对党。贝尔格莱德的回应是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这次，连操纵都懒得精心安排了。

　　塞尔维亚邀进党的大手们在投票站恐吓选民，票箱在运输途中“丢失”，反对派的候选人被取消资格。

　　选举结果公布那天，贝尔格莱德欢呼，萨格勒布沉默。

　　并非认输，只是积蓄。

　　会议重开那天，气氛紧张到极点。

　　拉迪奇走进大厅时，塞尔维亚邀进党的议员们发出嘘声。好像没听见，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辩论从下午开始，到黄昏时变成了叫骂。

　　一个塞尔维亚议员站起来，指着拉迪奇说:“你们这些克罗地亚人，永远不知感恩！”

　　拉迪奇也站了起来。

　　他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历史无准确记录）。有人说他指责国王，有人说他诅咒塞尔维亚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看见了。

　　另一个塞尔维亚议员——普尼沙·拉契奇——从座位上冲出来。

　　他掏出了枪。

　　第一枪打在柱子上。第二枪打中了拉迪奇的腹部。第三枪、第四枪……拉迪奇倒下去时，还试图抓住桌子边缘。

　　大厅死寂了几秒钟后，尖叫声爆发。

　　我感受到的疼痛是剧烈的、尖锐的。子弹没有打在我身上，但克罗地亚的部分剧烈抽搐起来，像是内脏被击中。通通迅速蔓延全世——伤口本身并不致命，但这一枪打碎了最后的可能。

　　我们共用一具躯体，但从未共享一个灵魂。

　　现在，有人朝这个躯体开了枪。

　　拉迪奇被抬出去时还活着。他撑了六个星期，在疼痛中死去。临终前，他说：“至少现在他们必须正视我们了。”

　　他说对了，但方式错了。

　　议会从此停摆。国王亚历山大在1929年1月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实行独裁。他禁止了一切政党活动，把国名改成“南斯拉夫王国”，好像换个名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暴力从来不能缝合伤口，只能让伤口化脓。

　　拉迪奇死后的第一个春天，萨瓦河岸边的花开得特别艳。贝尔格莱德的孩子们在河边奔跑，萨格勒布的孩子们也在河边奔跑，在同一条河的不同段落。

　　他们不会知道，这条河连接的土地，已经开始了缓慢的张裂。

　　我缓行于此，听的是不同的语言，感受的是相同的痛苦。

　　这只是开始。

　　离1941年的分崩离析，还有十二年。

　　离彻底结束，还有七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