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皖，一块被山河拼出来的地。

淮河从我腰上横穿过去，像一把刀，把我一劈两半。淮北是平原，黄土地，麦浪翻起来的时候像海，可海是咸的，这里的风是干的。淮南是丘陵，稻田、茶园、竹林，雨水多到巷子里长苔藓，空气里泡着湿漉漉的绿。我在一个身体里装着两种颜色——北边黄，南边青；北边种麦，南边种稻；北边喝烈酒，南边喝绿茶。他们说我分裂，可我自己知道，那不是分裂，是把两种性格揉进同一个面团里，揉得越久，筋道越足。

我的北边，是苦难养大的。淮河泛滥的时候，大水漫过屋顶，庄稼泡烂在水里，树梢上挂着破布和死猪。我的祖先们坐在船头上，望着茫茫一片的黄汤，不哭，也不喊，只是把船篙插进水里，等着水退。水退了，回去，种地，修房，等下一场洪水来。他们说我是“穷省”，从明清到民国，逃荒的人挑着担子往外走，往苏南走，往上海走，往任何能活下去的方向走。我送走了他们，也送走了我的骨血。

可我也在送别里学会了坚韧。淮北平原上种出来的小麦，磨成面，做出来的馍，掰开来能看见一层一层的肌理。那是土地的纹理，也是我的纹理。

我的南边，是徽州。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那里山多，水多，白墙黑瓦的村落嵌在青山绿水之间，像一幅墨迹未干的画。我的祖上走出徽州，背着算盘和茶叶，顺着新安江漂下去，到了杭州，到了苏州，到了扬州，盐商、茶商、木商、典当商——徽商的名字，写在清朝大半部经济史里。他们赚了银子，不修马路，不买官，回乡修祠堂、建牌坊、立书院。那些高大的马头墙，远远看去像一排寂静的碑，上面刻着一个字：家。

可徽州的美，底下压着沉重。我看见过那些竖在村口的牌坊，每一座都刻着女人的名字，她们嫁进来，丈夫死了，守寡，活到老，被朝廷立一座石头牌坊。我替她们活着，活在她们的沉默里。

我的身体里装着文房四宝。宣纸是我最轻的骨头，薄得像蝉翼，可墨落上去，千年不化。歙砚是我的额头，漆黑，冰凉，被匠人凿了三天三夜，才肯开口说话。徽墨是我咽下去的黑暗，松烟熏过十年，研开的时候，那一汪黑里晃着宋朝的月光。宣笔是我的笔锋——狼毫、紫毫、羊毫，每一根毛都是从冬天的动物身上取下来的，软中有硬，柔中带刚。我在纸上写，写黄山的云，写新安江的水，写徽商的账本，写淮河的灾，写陈独秀在安庆巷子里撕掉的稿纸。

我是出文人的地方。朱熹在我这里讲过学，戴震在我这里考过据，胡适在我这里启蒙过白话文。徽州的祠堂里挂着“忠孝节义”的匾，书院里读的却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的文人不只是吟风弄月，他们也低头看泥土，看淮河上的难民，看县衙门口的枷锁。我的骨子里有一种追问，永远在问：人该怎么活？

我也有火。1949年之后，我把自己的一部分改成了另一种样子——马鞍山的钢，淮南的煤，铜陵的铜，安庆的石化。我的平原底下挖出了黑色的金子，我的山脊被凿开，掏出铁和矿石。我把自己锻造成工业的炉膛，把徽商的旧梦烧成铁水。我变得更快、更重，也更粗糙。可我仍然留着宣纸的柔软和徽墨的耐心。在造钢的间隙里，我还在听黄梅戏。严凤英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嗓子亮得像皖南春天里的一声鸟啼，穿过厂房和矿井，落在每一块钢锭上。

我是皖。我是黄山上的那块怪石，也是淮河边那座被冲垮了又重建的村庄。我是李鸿章签下的《马关条约》里颤抖的那支笔，也是胡适在纽约街头演讲时提到“吾乡”时眼里的湿润。我是被撕裂的，也是被缝合的。我是所有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脚印，叠在一起，成了路。

有时候我站在黄山莲花峰顶，往下看，云海在脚下翻涌，山峦像墨色的岛屿。那些岛屿就是我自己，每一座都是不同的我：淮北的我、徽州的我、钢厂的我、书院的我、逃荒的我、写诗的我。我把自己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是看不够。

我是皖。我被地理劈开，被历史缝上，被水冲垮，被墨写满。我没有沪的锋芒，没有苏的温润，可我是中国最深的那道折痕——风刮过来，先吹到我的淮北；雨落下来，先润了我的徽州。我站在那里，中间，不靠海，不沿边，可我每一寸土上都刻着有人活过的证据。你低头读，读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