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5年的柏林，硝烟还没散尽。瓷站在国会大厦的废墟前，看着俄摘下头盔，任由风吹乱他汗湿的头发。阳光穿过烟尘照下来，在他沾满灰尘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给你的。”俄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用红布包着递过来。瓷打开一看，是块表盘裂了缝的手表，表壳上印着镰刀锤子的图案，指针却还在固执地走动。“从纳粹军官的抽屉里找到的，”俄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修了修还能用，以后发报就不用总看太阳了。”

瓷把手表戴在手腕上，表链有点松，晃悠悠的。俄伸手帮他捏紧表链，指尖擦过他的手腕，两人都没说话，却听见彼此加速的心跳，混在远处胜利的欢呼里，格外清晰。

他们在柏林待了三个月。俄忙着处理战后事务，瓷就帮他整理文件，翻译往来的电报。傍晚没事的时候，两人会坐在莱茵河畔的长椅上，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红色。俄会给瓷讲十月革命时的故事，讲他小时候在集体农庄里和伙伴们偷摘苹果的糗事，瓷则给他讲长城的烽火台，讲江南水乡的乌篷船，讲胡同里卖冰糖葫芦的吆喝声。

“等回去了，我教你开坦克。”俄望着河面上的落日，忽然说，“在西伯利亚的草原上，能开得比风还快。”

瓷笑着点头，手腕上的手表滴答作响，像是在数着这些安稳的日子。他以为这样的时光会很长，长到能一起去看贝加尔湖的冰裂，能一起站在长城的城砖上看日出，却没料到，离别会来得那样猝不及防。

那年秋天，瓷接到了回国的命令。临行前夜，俄在营房里煮了锅土豆汤，汤里飘着几片难得的肉干。两人默默地喝着汤，谁都没提离别。最后俄把那盏小马灯塞进瓷的背包，说：“路上黑，这个能照路。”

瓷走的时候，俄去送了他。站在车站的月台上，俄忽然抱住了他，力道大得像要把他揉进骨血里。“记得写信。”他的声音有点哑，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瓷点点头，把脸埋在他沾满硝烟味的军大衣里，没敢抬头看他的眼睛。

火车开动时，瓷从车窗里往外看，看见俄还站在原地，身影在晨雾里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他摸了摸手腕上的手表，指针正好指向六点，像在提醒他，有些时光，注定要在分别的时刻，被永远刻进记忆里。